莫言，文学大家是这样“炼”成的

莫言，文学大家是这样“炼”成的

著名作家莫言来电话，约着一起去高密东北乡商谈建设他的文学纪念馆事宜。

于是，我想起了我和莫言大师的那次亲密接触……

那年年底，莫言来青岛的消息通过《青岛日报》以及其它媒体的报道，在青岛引起了不小的反响，一时间，大小书店里关于莫言的作品全部脱销。

青岛的冬天于是不再宁静。

人们是通过《红高粱》知道莫言的。生于1955年的莫言是山东高密人士，他参军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，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期间发表成名作《红高粱》。这部小说反映的一群土匪打日本的故事连同“我爷爷奶奶”间的爱恨故事，在全世界广为流传。

一部电影《红高粱》让四个人扬名世界，他们分别是作者莫言、导演张艺谋、演员姜文和巩俐。

“《红高粱》的故事就是发生在我们高密东北乡，我是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。”我陪着莫言先生参观前湾港时他对我说。

离开山东30多年了，莫言先生乡音未改，山东普通话中不时带出些方言。先生讲话的声调和我的老乡、原外交部部长的李肇星十分相像，让人倍感亲切。

莫先生的家乡高密市是个县级市，隶属山东潍坊市，和我现在工作的青岛只有2个小时的车程。抽时间我会去那里看看的，看看那片土地，看看那里丰满的红高粱。

“您今年有什么大作问世”？我问先生。

“今年忙着在国外搞文化交流，没有写东西。”

“不过我正在构思一部长篇，准备明年躲起来写出来”。莫言先生紧接着又跟了一句。

是啊，一个作家是不会停下手中笔的思考的。

我们谈了军事文学，谈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走向，谈了创作与生活的关系。

莫言先生能有今天的作为，与军队这所大学校、大熔炉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在青岛，莫言和青岛理工大学的师生进行了热情的交流。在交流中，我感受了这位军人出身的作家的大气智慧以及敏锐。有的学生问莫言先生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？他说：“是不经意间。”莫言话锋一转说：最早发现我有一点文学才能的，是一个姓张的高个子老师。他教我们语文，是我们的班主任。他的脸上有很多粉刺，眼睛很大，脖子很长，很凶。他一瞪眼，我就想小便。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训我，我不知不觉中竟尿在教室里。他很生气，骂道：“你这熊孩子，怎么能随地小便呢？”我哭着说：“老师，我不是故意的……”

后来我当了兵，提了干，探家时偶翻箱子，翻出了四年级时的作文簿，那上边有张老师用红笔写下的大段批语，很是感人。因为文革，我与张老师闹翻了脸。我被开除回家，碰到张老师就低头躲过，心里冷若冰霜。重读那些批语，心中很是感慨。那本作文簿被我的侄子擦了屁股，如果保留下来，没准还能被将来的什么馆收购了去呢。后来当了兵，吃饱了穿暖了，作家梦就愈做愈猖狂。

1978年，我在黄县站岗时，写了一篇《妈妈的故事》，写一个地主的女儿(妈妈)爱上了八路军的武工队长，离家出走，最后带着队伍杀回来，打死了自己当汉奸的爹，但文革中“妈妈”却因为家庭出身为地主，被斗而死。这篇小说寄给《解放军文艺》，当我天天盼着稿费来了买手表时，稿子却被退了回来。后来又写了一个话剧《离婚》，写与“四人帮”斗争的事，又寄给《解放军文艺》。当我盼望着稿费来了买块手表时，稿子又被退了回来。但这次文艺社的编辑用钢笔给我写了退稿信，那潇洒的字体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摇头摆尾。信的大意是：刊物版面有限，像这样的大型话剧，最好能寄给出版社或是剧院。信的落款处还盖上了一个鲜红的公章。我把这封信给教导员看了，他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行啊，小伙子，折腾得解放军文艺社都不敢发表了！”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是讽刺我还是夸奖我。

后来我调到保定，为了解决提干问题，当了政治教员。因基础太差，只好天天死背教科书。文学的事就暂时放下了。一年后，我把那几本教材背熟溜了，上课不用拿讲稿了，文学梦便死灰复燃。我写了许多，专找那些地区级的小刊物投寄。终于，1981年秋天，我的小说《春夜雨霏霏》在保定市的《莲池》发表了。

有同学问：莫言老师：当年跟您同时出道或比您更晚一些的作家现在或淡出文坛，或者越来越局限在小圈子里，不再有当初的锋芒，而您始终能保持旺盛的创作热情，原因是什么？您是否担心有一天创造力枯竭，自己熟悉的写作素材都用尽了？

莫言脱口说道,我不太同意你的话，跟我一起出道的作家大多数还在写作，而且锋芒不减当年。我的写作是井喷式的，前不久我大概算了一下，我从事专业写作已经20年，但实际用于写作的时间不会超过两年，其余的时间，我都是在非文学的圈子里泡着。因此，我能够保持创作的激情，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件都会刺激我的文学神经，使我冲动，让我跃跃欲试。有时候看起来我写了一个古老的故事，但其实这个故事的精神内核是当下的。我有两种处理素材的方法：一是把过去的故事当成今天的故事写，一是把今天的故事当做过去的故事来写，这样就使自己的创作素材变得多姿多彩。

一位长相俊俏的女学生问，莫先生，您说自己要“作为百姓写作”而不是“为百姓写作”，您是怎么保持这种平常心的？莫言笑了，一双不大的眼睛很有特点，他说，我的这个说法不是什么理论发现，而是自我提醒。我希望自己能够保持一种平民心态，不要把作家这个职业神圣化。我希望自己在生活和社会地位变化之后还能从低的视角来观察生活，总之，不要忘本，不要刚扔掉要饭棍，就痛打叫花子。一位老师自报家门后请教道：莫言先生，感觉您的早期作品像刀一样尖锐，到《生死疲劳》等则有更多的悲悯，但不变的是一种厚重、沉重的感觉，这是不是伟大作品的必然要素？在今天这个文化的消费时代、快餐时代，您的这种追求也有一种悲壮的意味，会不会有曲高和寡的感觉？

莫言说：早期那样写，是因为我年轻；现在这样写，是因为我渐渐成熟。一个作家是不断变化的，他的作品能够体现他的变化。我多次说过，伟大作品是没有配方的，一个发誓要写伟大作品的人，往往写出的是垃圾，而一个无意营造伟大的作家，也许真就跟伟大沾上了边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这样写是我必须如此，并不是要借此靠近伟大。我在写完《生死疲劳》后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题目叫做《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》，在文章里我写道：“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，我也要这样写。”这话看上去比较轻狂，但表达的却是我真实的想法。我一直认为写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是“嘤其鸣兮，求其友声”，当今这个时代，你不要指望自己的作品老少咸宜，无论多么牛的作家，其实也都是在为自己那一部分固定的读者写作。这部分读者跟你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，你的创作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。